西藏推动地方立法工作高质量发展

一种是源自古希腊的理念目的（eidos）和终极目标（telos）这样的回溯性概念假设，关于事物如何自然分类并展现成现在的状况。

今观《陆王学术》,亦当如象山指示:须看意旨所在53。象山虽不言知觉,但此心之灵、人心至灵的表述所在多有,阳明也说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。

9 何以现代可将此宋明儒学列入精神哲学一类呢?——因为二者内容大致相类,而宗旨颇同。在徐梵澄看来,心性都是指知觉性,性是弥漫宇宙万事万物的知觉性,心是宇宙知觉性在个人的中心点,是虚说的一个虚明灵觉的位置。这一提法也反映出徐梵澄世界主义的文化观,所谓:我一贯反对将文化分成东方、西方,都是世界的,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13。这时客观环境未变,只是主观心境已变,多人感到是这方是真实,是宇宙万物之真面目,只是光明的倾注,即儒家所谓天理流行,而紧张既除,只有大的喜乐,是说不出的美妙,……是彻悟了。只有在印度室利阿罗频多(Sri Aurobindo)的瑜伽学或大全瑜伽,多与相合。

16究竟言之,精神哲学是绝对真理,其地位高于宗教,故当以精神哲学为标准来考察某一宗教理论、宗教仪式的价值。信息的传递,必有发出者、接收者以及传递的媒介。第二层是以神道设教为例来表明，在某些情况下，使人人尽知未必有好的结果，言外之意是在某些事情上其实不必使人人知之。

⑦《中国教化未尝愚民辨》，载《申报》1896年12月9日。其效不尽可必，故其权不尽可使耳。然则，所谓可使由，而不可使知，民之于宗教也又如此。然而也无可否认，他们把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与孔子学说进行了某种关联，由此事实上造成了民可使由之章无法摆脱愚民的嫌疑。

⑦《中国教化未尝愚民辨》正是针对这一说法进行的回应。23 在严复看来，宗教不同于科学，宗教的权威只能靠信，而不能靠知，所以在宗教这个问题上，民众的确是可使由，而不可使知的。

其三，信仰的对象通常都是不可见、不可知的事物，而孔子不关心这些，因此孔学不需要以信仰为中心。使知之者，正使其由不可而进于可也。18 当时康有为关注的重心显然不是使民知的问题，而是如何像圣人那样，在面对质疑或非议时仍然坚持担当和有所作为。在此之前，虽然有不少学者对此章提出过新的解释，但总体上并没有围绕是否愚民这个问题来展开。

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，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中，开民智的主张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。惟在上之人使之，则固有可、有不可。在《中国教化未尝愚民辨》的作者看来，将民可使由之章理解为愚民是误会了孔子的意思，这一问题已经被朱熹解释和澄清过了： 昔朱子集《四书注》时，已虑后人必有误会圣意者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，任何可能为统治者愚民提供支撑的理论都会被质疑和批评。

不同之处在于，严复认为除了宗教之外，道德和法律等也是可由不可知的。根据这种解释，民众是使由还是使知取决于民之文明程度，而不可使知之的含义是，如果民众的文明程度不高，就应该开民智。

事实上，开民智正是《新民丛报》的基本主张之一。说到传教士倡此说以诋孔，尤为可笑，他们的教会，就是一个可由不可知的大本营。

20 在这段论述中，严复严格区分了西学和西教。即孔子今日复生，原未必谓学西学者无当于温故知新之说，而奈何以误会圣言者，厚诬圣意哉。④［美］林乐知：《欧华基督教益叙》，载《万国公报》第83册（1895年12月）。信斯言也，则孔子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，实其见道最精语。西学则是以知为中心的，其专注于明民以所可知者，所以一定是使民知的。夫民未知而使之自由，必不能善其后矣。

此孔门性与天道所以不可得闻，而子入太庙之所以每事问，而世间一切宗教，无分垢净，其权威皆从信起，不由知入。为了《论语》上有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两句，于是哗然说这是孔老夫子的愚民之术。

按道理来讲，统治者愚民与《论语》此章是否愚民属于两个问题，但该文敏锐地注意到存在将这两者结合考虑的现象： 窃尝于三四年前微闻一说，谓中国不兴新法，不能启发民之聪明才智俾臻自强。二、学人对民可使由之章质疑的回应 按照《中国教化未尝愚民辨》的说法，1893年左右就有人对民可使由之章提出了质疑，而该文的回应却是在1896年底。

不过，新解也只是一种解释，未必比朱熹的解释更贴近孔子的本意，这或许就是新解会在后来引起很大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文可以统六艺，六艺可以统今之西学各种。

客观来讲，张亦镜的分析是有道理的。15由此来看，梁启超将孔子塑造成开民智的倡导者并不奇怪，并且这或许更能解释他为何一定要以新的方式来解释民可使由之章，因为朱熹的解释尽管可以为愚民问题进行辩护，却无法得出孔子是开民智主张的积极倡导者这一结论。将这两种说法进行对比只是为了表明民可使由之章被质疑并非偶然，其背后有一种新的观念作为基础。20汪征鲁等（主编）：《严复全集》第7集，福州：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55页。

不过，他的做法意在指出《论语》此章成了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所借助的理由之一，并未直接认定《论语》此章的本意与愚民有关。接下来的问题是，这一争议是如何发生的？虽然我们已经大致知道它与新学家和传教士有关，但其中的细节尚不清楚，学界也较少关注。

28由此来看，民可使由之章已经不仅是愚民的问题，而且成了孔子主张专制的明证，表明儒家的教化开始遭受根本上的质疑。而民气不振的原因就在于统治者坚持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的主张。

事实上，康有为后来推动维新变法运动，正是受到这种观念的深刻影响。不过，康有为的回应与梁启超有很大不同。

戊戌变法之后，伴随着西方民权、国家等学说的传入，民可使由之章涉及的愚民问题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，梁启超、康有为等人都对此进行了回应。至于严复将孔学与宗教拉近关系的做法，张亦镜则明确表示反对。16姜义华、张荣华（编校）：《康有为全集》第6集，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439页。⑤［美］林乐知、蔡尔康：《险语对下之下》，载《万国公报》第88册（1896年5月）。

乃更推原其蔽，妄谓中国之受病自孔子始，自孔子民可使由，不可使知始。由上可知，张亦镜对宗教有清晰的界定。

一方面认为孔子欲人人明道，另一方面又认为不必使人人知之。后世因之，则民之自教自养亦有所扰累矣。

以能字释可字，俾知此章可不可皆作能不能解。⑨这显然是将兴新法、开民智等看作国家强盛的重要条件。